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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活一半取决于命运,一半取决于选择。上了大学以后,我总把“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这句话挂在嘴边,每当有人困惑并向我寻求答案时,我就把这句话奉上,这些人里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一个小伙伴和我讲他挺喜欢我的日子和处理日子的方式,我告诉他每个人都有选择,只是看你放弃什么。

人生嘛,游艺于舍得。

昨天和母亲把小店收拾好后,她挽着我,我们一起沿着路北面走去,走着走着,她冲着对面走过来的一个男人点头微笑,那个男人很和蔼,很和善,同样报以最普通但也是最炙热的微笑。这样的邻里乡党间的熟络,泡在夕阳里美不胜收。按照我想的,这样的问候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介绍,尽管我不认识他。其实,这条巷子里我不认识的人很多,但看他们三三两两地打招呼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好。于是,便依旧和母亲默然向前走去,母亲突然叹了口气,问我说:刚才那个男的挺和善吧。我点头称是。那天在咱们家店待到晚上九点多的那个小女孩儿就是她的姑娘,母亲慢慢地说。啊... ...我恍有所悟。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还是要给家里面打电话的,一般父母八点到家,我八点四十五分下课,那天我八点四十五给家里面打电话时没有人接,这是少有的情况,除非我父母去看我的祖父,但他们也会提前告知我。我于是便给母亲的手机打电话,没人接,复又打给父亲,亦无人接,我心里一下就急起来。正急的时候,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店里有点小事,让我不要急,等回家再打给我。事后再聊时,母亲和我讲了个大概,好像是一个父亲因为出了什么事而没来接约定好在我家店里面见的女儿... ...再后来我好像有什么事就断了电话,没有再聊下去。

今天我终于了解了事实真相,了解后,托尔斯泰那经典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论断就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

那男人是个赌徒,我怎么想那张忠厚、善良的脸怎么不像是个赌徒,我根本想象不出那样一张面孔是如何在赌场里因为白板还是红中而扭曲变形的。善良扭曲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住在小城里的人们都晓得小城的烟厂是相当好的单位,在一个普通人挣五百元的时候,烟厂的工人们就能拿到小两千元了,这个男人就是在烟厂工作的。男人的父亲本不是一个有能力让孩子进得了这种单位的父亲,他只是小城里一个区的片儿警,小城前些年地痞流氓横行,一开始都是打着“文革受灾”这旗子到处施暴,以此借口作为报复社会的理由,后来倒好,连这面旗也扯了,干脆就无耻起来。我想这种现象一点不光是在此小城有。

于是,男人的父亲在一次治安械斗中命赴九泉,说来也巧,那次械斗中六个警察,其他五位连伤都没有,偏偏是这个同样忠厚、善良的父亲,被人棒子从后脑勺扇昏过去,送到医院时已经无效了。那时男人十七岁,正在读高一,又在学校混了一年,实在念不下去了,况且孤儿寡母的家境也不允许让他再读下去,他必须尽快去谋生。

男人的第一份工作在小城的煤机厂做运煤工,煤机厂在小城的地位也蛮高,但是运煤的工种怎么和装烟的工种比,甚至连机床生产(类似于《山城(三)》中母亲的车间)的工人都比不了,所以,男人把生存维持得怎样就可想而知。那时,小城里基本少有手机,所以联通、移动这些大产业的推销员还没在小城泛滥起来,倒是固定电话的推销员有不少。一天,男人下午和别人倒了班,好容易中午回家休息了一下,大概下午两点左右,门被人敲开了,男人尽管困得不行,依旧还是在人家说完后不住地点头,最后,人家说,您先看看这个单子,我明天再来。男人基本没听明白,接了单子,送出微笑,便是了事。可当人家一转身离去时,那一股沁人的发香,瞬时将男人,哦,不对,是那个十九岁的男孩惊醒了,他困意全无,看着她远去的身影,他多想看看他刚刚一直没用心盯着的她的脸,最终,她在似火的骄阳里越走越远... ...

第二天,她如约来了,他又惊又喜,他一昼一夜的挂念终于得到了偿还,他睁大眼睛,贪婪地看她,贪婪地听她,贪婪地嗅她,贪婪地享受十九岁的好年华。连着四天,她都来了,每一天走时,他都要留下一个“考虑考虑”的答复,他怕她不会再来。可他哪里晓得,负责她的经理在第三天时便诘问她为何总去新华街那一片小破平房?哪一家像是能安得起电话的主儿?云云。她低下头,直到第七天,她决定必须实施最后一步了,线路也商讨完了,电路也商讨完了,必须实施断绝的一步了,她想,他家是安不起电话的。她哪里晓得,他也是在第三天,认识了十年后将他拽下赌场的小康。那天他四处问人借钱,同样也找到了小康头上,小康二话没说,很痛快地将钱拿给了他,连同自己的以及和别的工友借的钱,装一部电话是足够的了。第七天,正是星期日,他的母亲去看外祖母了,这是每周日的定例,他告诉母亲白天有点事,晚上再过去吃饭。她来了,绝望地来了。他很木讷,不会圆滑,直直地就问人家:我家要装了电话你单位是不是算作你的功劳?女孩儿蒙了,缓缓说,是。男孩儿二话没说,立刻掏钱出来,一向温和的脸上涌出一股子深刻,狠狠地说,那就装!

就是在那天,新华街后面一溜平房里有了第一部电话机,他的妈妈被气了半死,他的那部分钱不仅是他的工资,还有一半他父亲的烈士抚恤金,他的母亲本来就想靠攒着的这笔钱通过自己的哥哥找到那个“上面人”进而把他调到烟厂工作的,他把这一半儿的钱一花,又不知要攒到何年何月。

后话自不必说,他们做了十多年的夫妻。我在知道了这段事情后常常感慨,这男人也算作是我的父辈了,其实,哪一个时代的青春、爱情都是差不了太多的,我们实在是没道理嘲笑和蔑视我们祖辈、父辈的“土”的爱情,相反,倒是他们有理由不屑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引用严歌苓《扶桑》里面的一段话吧:“出卖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人们认为你在出卖,而并不认为我周围这些女人在出卖。我的时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这么多的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好了,成交。这种出卖的概念被成功偷换了,变成了婚嫁。这些女人每个晚上出卖给一个男人,她们的肉体货物一样聋哑,无动于衷。这份出卖为她换来无忧虑的三餐,几柜子衣服和首饰。不只这一种出卖,有人卖自己给权势,有人卖给名望,有人可以卖自己给一个城市户口或美国绿卡。有多少女人不在出卖?”

在两个人都二十岁的时候,他们结婚了。一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姑娘。四年后,他成功地进了烟厂,成功做了工人阶级中的上层。他的女人也成了移动公司的业务员。家庭生活一下就开始好转。男人很爱自己的姑娘,也很爱自己的女人。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之前的旧友们没事爱打打牌,打打牌的同时也爱吹吹牛,在一次打牌的过程中,小康一边嚼着花生米一边说,你们看吧,我肯定是第一个买车的,连他老婆坐在旁边都笑了,没人信他。半年后,小康将一辆Honda开进了男人住的小区。众友霎时刮目,都问他发了什么财究竟,小康只是打哈哈似的回答:玩儿来的,玩儿来的... ...

一桌人,只有男人放心不下,放不下的是羡慕心,是嫉妒心,是欲望心。

他连着给小康打了五通电话,小康终于说了:咱哥儿几个玩得都是小牌,我在外面玩得真是大家伙,一下就是几千,一翻回来就是几万,就看你敢不敢博!男人一下就听懂了这“大家伙”是什么,他告诉小康他要考虑考虑,这次是真的要考虑了,青春时的考虑分很多种,中年时的考虑往往只有一种。

日子安逸了,钱挣得也不少,又是姑娘,不需要为她攒房,那是不是要试一试呢?

其实我总想,命运和选择之于生活是掺杂在一起的,你的命运影响着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体现着你的命运。就像艺术家们总热爱和追逐自由,他们去选择永不安定,那么漂泊与流浪就是他们的命运。

这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男人思之再三,最终迈向了赌场。

前两年,整整两年,男人赚开了花,他为自己的老母换了新房,自己也将Honda开回了家。

男人二十九岁时,孩子已经八岁,但他已经掏空了这个家。他事后一次次回想那骰子旋转、纸牌飞舞,那就是一双双手,想着想着,他就越来越把“掏”这个字和这个动作想得具体化,前所未有的具体。

他想明白了“掏”和“家”的含义和关系。掏就是使劲掏,不顾一切地掏,无所畏惧地掏,毫不掩饰地掏,而家呢?他晓得,家不仅是房子,不仅是Honda,还有衣在里面,食在里面,住在里面,行在里面的人。

他唯独没看明白和想明白的就是他自己。他一直觉得自己可以赢回来。可以把命运和选择都赢回来,把他的生活赢回来!他每每以这个想法作为思考的结尾,并且每每在想到这个结尾时脸上都能露出那股子直直的、深刻的问女孩儿时的表情,这种表情是一个憨人特有的执着的面孔。

终于有一天,“掏”向着“家”的瓤儿下手了。女人坐在他的对面问,甚至是哀求:

你别再去了,我们什么都没了。

不行,我得去,我博得回来!

我们什么都没了。

我博得回来!

你要是再这样,我只能让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男人木住了,呆呆地望着她。善良的人永不爆发。

我以后再也不去了。男人的喉结一动一动的,沉沉地说完这句话。

今晚我们出去吃吧,安安生日。女人明快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我买了这个给她。男人笨拙的翻出了一双花袜子。就是这双小花袜子,掏空了他当时身上带着的所有的钱。就在前一分钟前女人和他讲我们什么都没了的时候,他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就是这双花袜子。

我总在想夫妻之间的日子究竟能不能算得上一种博弈呢?其实还是算的,不把日子博弈的夫妻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这对夫妻又将日子博了三年的弈,期间这样的对话和场景又出现过两次。

结果当然是女人履行了她的“你要是再这样,我只能让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的诺言,他们离婚了,姑娘被女人带走了。离婚的导火索就是他们睡在一起时,她发现他少了两根脚趾,她尖叫,他抱住她,他说他没想到她还是发现了,本来人家是要他一根手指的,两根脚趾才抵得了一根手指... ...那晚注定是他一生都忘不了的不眠夜。但就我想,这“不眠夜”也只能是之一。

姑娘小学还没毕业,她答应他半个月让他和姑娘见一面。那小姑娘在我家店里的那晚,就是约定好他来看女儿的那天。

爸爸告诉她放学之后就在阿姨店的门口等自己,她却在店门口先看到了在等自己的爸爸。她上去拉住他的手,往店外面拉。我母亲和我谈到这儿时我心里特别的难受,这不该是一个这样年纪的小姑娘该有的动作,她可能不懂她爸爸的命运和选择,但是她懂她爸爸的生活,她懂他!她舍不得他,他也舍不得她,硬生生地拽回到店里面,为她挑了《秘密花园》的画册和一盒彩铅,我母亲最低限度地收了他那些破碎而凌乱的钱。

爸爸带着女儿走出去没两步,突然掉转过头,看到门外的我的母亲急切地说:姐,让安安在你这儿呆两分钟,我过会再来接她,母亲周围围满了孩子和家长,看着他着急的面孔,她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安安默默地站在门口。夕阳的余烬涂抹着她刚刚撕开的幸福的画册。只有那一种颜色,那一种单调而辛辣的夕阳特有的黄,就像她小小的童年。

两分钟渐渐变成七点、八点、九点... ...

安安哪晓得整条街都知道他爸爸的事情,她拼命地维系着一个少女刚刚成长起来的自尊,维系着那副“爸爸怎么还不回来”的表面焦急而心底支离的面孔... ...

母亲问她爸爸的电话,她说她不知道,她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像今天这样的追债的场景一定是经常的,他怎么敢有固定的电话,他怎么敢把自己的电话乱说。

这样的命运就是一个赌徒的选择。

当我了解完这一大通,回想起我当时看到了男人的场景并且知道他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时竟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心放在肚子里”的感觉。

直到我刚刚写安安时,我明白了这种感觉的来源。

那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一个不全破碎也永不完整的安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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